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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六史話
斗六真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研究價值的所在,溯自洪雅族(古代台灣平埔族的一支,現以完全漢化)聚落時代,早已有漢人和土著部落往來貿易和通婚結姻的跡象(如今方言稱妻子為牽手,並非閩南語原意,而來自土著結婚禮俗是牽手的原因),以前荷蘭人為便於人頭戶稅,至各地調查地名和人口數,就將地名稱為 Talackayan ,譯音斗六門柴裡社(由漢人通事譯成漢文),所指的就是現在斗六市三光里社區。

  那時後,斗六門原野農業尚未開發,只有野生的雜糧和甘蔗林,山豬和鹿群奔馳於莿莽之中,真是守獵的好地方。

  明末,鄭成功光復台灣以後,其子鄭經繼業主政時,推行屯墾政策,鄭氏部將林圮,率領軍隊來雲林開闢草萊,拓殖礦野,斗六門首受其惠奠定了農業發展基礎。先賢連雅堂先生著作的台灣通史中,在林圮列傳裡,有如下兩段記載 :

  圮率所部赴斗六門開墾,其地為土番游獵,土沃泉甘,形式險要。圮至,築柵以居......

  圮之初拓斗六門也,斬荊棘,逐豺狼,經迎慘淡,未嘗一日安處......

  從許多史料中獲得佐證,斗六的開發時期,遠在三百二十年以上,地區農業的開發,雖不及北港沿海地區為早,但在台灣中部腹地而言,仍屬率先開發的地區,何況早有部落聚居,以是山產獵物的交易場所,成為農業拓殖的屯墾要地聚點之後,基於安全獲得保障之下,更形成農產品的集散地,農商何?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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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六打鹿,材裡財來
關於斗六的地名的來源,有好幾種傳說 :
(一)在地方文獻中有因星座方向而命名的說法 , 大意說 :在北斗星之南,有織女星座,共有六顆星,地理位置剛好在北斗街的南方,就稱為「斗六」。 另一種傳說,認為地理的位置,剛好在南斗星宿下方,南斗星有六大門,所以稱斗六門,表示詳瑞。另兩種說法,不符人文史實發展現象,更缺乏有力的佐證,姑妄傳言。

(二)民間傳說,諸羅(今嘉義)設縣治之初,雲嘉兩地居民爭取縣治,協調以泥土的重量為憑藉,稱土的結果,諸羅一斗土等於雲林一斗六的重量,而爭取到縣治的設置,原來是諸羅的那一斗泥土中,?入大量的食鹽所致。此純屬民間茶餘飯後的趣譚傳聞,毫無史實依據。

(三)日據時期,日本人澤井直三郎所著「台灣地名解」中,說斗六是由「人名」轉化為地名。此說真是洋腔洋調,完全是杜撰的無稽之談,根本不足為據。

(四)斗六市平原靠近山區古時候野鹿成群客家話「打鹿」,是堂堂正正的漢語古音,糊里糊塗的滿清官吏聽成斗六,尾音重了一點就變成了斗六門。現在斗六市的三光里,史料所述,古稱「柴裡」,是客家人最早開發的地段,附近還有一條「柴裡溪」,「柴裡」的閩南語發音,正是客家話「財來」的發諧音,不知道當年的地方官吏,在史籍的地名登錄時,為何不用「財來」,而以「柴裡」傳訛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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汎防重鎮飄書香
斗六門在清代就成為雲林地區的軍事重地,主要是地理位置在虎尾溪以南,阿里山山脈之西,為諸羅北隅險要的地方,所以早在康熙三十年(公元一六九一年),總兵王化行就移營於北,置輪防北路營把總一員,駐汎防清兵八十五名,到康熙四十三年,改設固定汎防把總一員,在康熙四十九年時,沿斗六門庄築了一道土石坡,以增汎防功能,到了乾隆年間,斗六門汎竟設都司,以總管雲林地區汎防,且在斗六另設千總一員及外委一員,汎防清兵增至兩百五十名之多,可見其重要性。

  由於本地區土地肥沃,出產豐富,交通,商業因設防而日趨發達,先民的經濟生活比較活躍,生活水準也甚富裕,這一點,我們從滿清的地方政府在斗六門建設社倉的增加記錄,就可以找出脈落了,康熙四十年,諸羅知縣毛鳳倫人(奉天人),一口氣在斗六門興建了十六間社倉,到了康熙五十一年,知縣劉宗樞(奉天「正白旗」滿人)任內,社倉以增至八十五座之多,當時地方經濟的繁榮,可想而知了。

  在文教建設方面,乾隆十八年,於縣城北的受天宮內,創見了一所「龍門書院」(受天宮遺址在今日斗六市圓環所在地。廟建於康熙末年,乾隆元年御賜國庫重修,列入官祀,民國二十七年,日寇在台灣強制執行「皇民化」運動,勵行通俗「信仰的寺廟神昇天政策時,遭劫而被拆毀,(龍門書院亦受池魚之殃)。

  書院建地一分二釐九毫七絲之廣,分兩進南向,前進祀朱子文公,梓潼帝君,關聖帝君,後堂駟制字倉先聖,書院擁有學田十甲五分六釐,全是地方士紳捐獻,據傳書院的倡建,是居於林內的名宦奉政大夫大學士鄭萃俳等發起的,代動了地方讀書尚禮風氣,因此文風薈萃,私塾更是遍及各庄。

  由於龍門書院興建,斗六門文士輩出,自乾隆二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年的百於年間,產生了不少文科功名,晉翰林書院侍講學士的有鄭天球(鄭萃俳之子),中進文進士官至吏部主政的有張覲光,中試文舉人的有吳兆亨等七人,鄉試文秀才上榜的多達三十一人,竟佔雲林秀才數的半數,足見斗六門書香風氣之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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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六堡曾建土第環池
斗六門在三百年前明鄭時期,屬天興州管轄(原稱天興縣,鄭經主政時,政東都府為東寧府後,天興縣改稱天興州),清領台灣之後,改東寧府為台灣府(隸屬福建省),斗六門歸劃諸羅縣(那時後的諸羅縣面積甚廣,包括曾文溪以北至雞龍所有地區,雍元正年行政區域重劃後,轄地乃止於虎尾溪以南),此後二百零三年之間,均未改隸(乾龍五十三年,清廷下詔,褒諸羅居民抗拒林爽文革命,而將諸羅改稱嘉義,沿名至今)。

  光緒十三年,台灣建省,斗六門歸劃入雲林縣轄,仍隸屬於台灣府(當時台灣省設台灣,台南,台北三府和台東直隸州,台灣府只隸苗栗,彰化,台灣,雲林四縣和埔里社廳而以已),斗六門堡地名改稱斗六堡。

  日寇竊據台灣五十年間,為了消除先民的民族意識和地域觀念,全台行政區域竟作了十次以上的攪和性改格,斗六門隸屬變動甚大,茲依先後列如下 :

雲林出張所轄下一年
雲林支廳轄下一年
台中縣轄下三年
斗六廳轄下八年
嘉義廳轄下十一年
台南州轄下二十五年

  斗六門在各時期行政地位的等級變化甚大,依史料所示,乾隆二十六年(公元一七六一年)設斗六堡巡檢,初任章誠(浙江會稽人),九月到認,乾隆五十三年(公元一七八八年)諸羅改稱嘉義後,廢巡檢改稱斗六門分縣,設縣丞,首認章玉植(江南石埭人),道光二十三年中(公元一八四三年)開始,嘉義縣斗六門縣丞兼彰化斗六門縣丞,兼治虎尾溪北岸臨近數堡,初兼是十四任縣丞婁浩,到了 光緒十三年(公元一八八七年)台灣改設雲林縣時,縣治置於林圮埔(今竹山鎮),因此斗六門縣丞於次年裁撤,末任,(第二十四任)縣丞是史齡,雲林縣首任知縣是陳世烈(號竺軒,光緒十四年四月十日,以雲林撫墾局委員署任)。(註 : 陳世烈於光緒十二年四月駐斗六)斗六正是成為縣治,是在清光緒十九年,(公元一八九三年),雲林縣地第五任知縣李銓奉命將縣治遷於斗六堡時開始的,時間在八月份,光緒二十一年十月,日寇武力佔領後淪陷,縣治的歷史記錄,只是二年零二個月而已,末任(第八任)知縣是監生羅汝澤(湖北鐘詳人),在光緒二十一年五月,由抗拒日寇佔領的「台灣民主國」 派任的,只有五個月的任期,臨危受命,倍嘗艱辛,彰化陷於日寇後,遂歸大陸故鄉,由李品三代理知縣。

  清代民間流行天地會的「反清復明」組織,「倒滿興漢」的意識熾烈,所以凡縣治的所在地,均築城牆以反清革命。

  斗六堡在光緒十九年升格為縣治時,就計劃建署衙和縣城,十月份第六任知縣程森上任後,立刻捐建縣署,第二年(光緒二十年)四月,成立雲林城工局,著手築城,勉強築了一道坋土城牆,周圍長一千一百六十丈(約四千公尺左右),高五尺,寬八尺,外植刺竹,只闢東南西北四城門和城郊交通,刺竹外掘環城池溝,壕深七尺,廣八尺,城的中心位置大約是在福得廟(土地公廟,位在太平路的成功路口), 城的東南是雲林溪環流,兩岸刺竹成叢,城北溪流錯綜,地形複雜,且有沼澤。

  別小看這一垣五尺矮土城,它在光緒二十一年十月,先民抗拒日寇佔領時,曾發揮了顯著的障敵功能,使入侵的日寇屍體,填平了城北溝壑,土城的遺址,現在唯一可佐證的, 只留下沿著雲林溪向東延伸的城頂街,附近還可以找到一線斷續的寬溝,發人省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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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天地會斗六門會黨的忠義
天地會相傳是鄭成功和他的幕府陳永華設計的,別稱「洪門」兄弟,「漢」字除去「中」和「土」,就是「洪」字,寓意存光復「中土」之志,以「反清復明,倒滿興漢」的號召,入會的盟語是 :

共結同盟表真心,同謀大事密斟酌,
忠義堂前無大小,不欺富貴不欺貧,
有頭有尾真君子,存忠存孝大丈夫,
入洪門非親非故,到此地無義不來,

  斗六門地區的明鄭遺民,秉於忠義民風,篤敬武聖關公,因此,天地會秘密的組織根基非常厚實,形成「三年一小反,五年一大反」的抗清局面,只要有人登高一呼,說反清就反了,義無返顧,在滿清統治二百十二年,表現出不少「生為漢人,死為漢鬼」的悲壯行動,真是可歌可泣。

  康熙六十年(公元一七二一年)五月,天地會首領朱一貴在鳳山羅漢內門(今高雄縣內門)起兵革命,斗六門的會黨立刻佔領斗六,並在賴池,張岳等領導下,攻諸羅得逞,由於革命行動全島紛紛響應,所以只有七天工夫就光復了全台,因為大量清兵渡海增援,革命形動僅能維持五十天就瓦解了。

  乾隆五十一年(公元一七八六年)七月,天地會改以「添弟會」名義活動,斗六門的會黨,為拯救被捕同志黃鐘和張烈,由楊光勳領導劫獄,趁黑刺殺了石榴班汎把總陳和, 肇事之後,黨徒門投奔彰化大里杙莊,慫恿林爽文起義,才引發十一月轟動於世的林爽文反清大革命,革命行動歷時一年又三個月,而且革命的最後生死決戰長達九天,就是在斗六門和古坑地區。

  乾隆六十年,(公元一七九五年)三月,會黨陳周全,黃朝,陳容,洪棟,馮旗等,在西螺湳仔莊(今屬二崙鄉,俗稱田尾)聚眾千人革命,斗六門的會黨王快,亦率眾響應,佔領斗六之後,立刻發兵攻嘉義,但是很快就被清兵捻平,王快遭受擒殺的命運。

  道光十二年(公元一八三二年)九月,嘉義店仔口(今白河)的農民首領張丙,憤滿清官吏專橫,貪墨,腐敗,發起「倒滿興漢」的革命行動,莿桐腳黃城,起義佔領斗六,委派黃雖菜為縣丞,用故明正朔,並親自率革命軍張丙。這次革命歷時三個月之久,失敗後,黃城遭到剖心極刑,以祭斗六之役兩百多名殉難滿清官兵亡魂,株連而斬者數百人,至為淒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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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官姚鴻,先民景仰
台灣雖屬海疆重地,但在滿清時期,官吏的俸祿非常輕微,尤其是地方官員的待遇更低,如按舊制,知縣的年薪才二十七兩四錢九分,縣丞二十四兩三錢二釐,巡檢十九兩五錢二分,兵役約二兩每月另配米三斗,實在上不足以事父母中不足以資衣食,下不足以蓄子女。

  到了乾隆八年,基於「百官不能副養贍養之資,難責以廉勤之操」,開始奉旨增加「養廉」,知縣每年八百兩,縣丞及巡檢各四十文,那時後的錢,一兩銀子值錢三千文,每一銀圓可換錢二千文,而價是一斗米二百丈,一斤肉四十文,如果依照我們現在的物價推算,當時一位縣丞每月的總收入,還不到新台幣一萬元,和二職等的公務員差不多呢。

  根據台灣通史中表示,官有餘俸,而後可以講吏治因為當時官俸偏低,所以政治風氣敗壞,「窮生貪,貪生酷,酷以濟貪」,所以民間常存「敲骨吸髓」之告,通史中形容滿清的官場云:「貪婪之吏,以宦為賈,舞弄文墨,剝民肌膏,三年報罷,滿載而歸,而台灣府縣之缺,遂為巧佞所爭矣。」

  簡單的說,清代在台灣的好官不多,薪俸雖不高,卻是肥缺,所以才「人心散而盜賊起」,禍變不已,官吏不得善終,被劾革或殉職認內的,不乏其人。

  斗六門堡,自清代乾隆二十六年起設官職,到'光緒二十一年,歷時一百三十四年,斗六門巡檢先後有九任,在分縣時期有二十四任縣丞駐署,雲林縣治遷到斗六堡後,但也歷經四位知縣,統計史料顯示,總共總共三十七位父母官,任期在十年以上的,只有首任縣丞'章玉植,九任縣丞羅道(安徽歙縣人),十九任縣丞姚潼三位而已,殉於任內及被免革的有五位,真正受百姓景仰稱頌的好官,首推第十五任的縣丞姚鴻,任期僅三年,政績斐然。

  姚鴻,是江蘇昭文縣人,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(公元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八年)署斗六門縣丞(嘉義縣斗六門分縣),兼任彰化縣斗六門縣丞,受民眾愛載,是一位愛民的好官,曾立「示禁」的石碑在斗六福德宮路側(如今仍在,但字跡以斑剝不清),碑高一百十公分,寬五十三公分,厚十一公分,碑文如下 :

  嘉義縣斗六門分縣加三級記錄三次記大功十四次姚為 勒碑示禁藉差擄強事,本月初九月據生員總理張鐘,張肇基,張祖臺,王濟時董事部中流行既通保紳嗜鋪民呈稱,竊斗六街近有地棍,自稱縣差幫夥,在街中曲巷,伺擄行人,本日惠來厝莊周姓銀被擄劫,本街張姓,南和街李姓亦被擄獲勒索,查詢無票,被斥星散,似此地棍擄搶,不異分肥,若不亟除,恐成巨害,僉乞示禁居辦等情前來,特此除申請 道憲 府憲及移縣並飭差嚴拘外,合亟示禁,為此示仰所屬地方人等知悉,自示以後無論何處,縣差幫夥並無牌票,及有牌票而非命盜重情,敢在街巷噓場混蒘勒索者,許居民總董鄉保等鳴眾綑赴本分縣,以憑訊辦,俾除民害,而靖地方,各宜毋違特示。

 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, 日勒上石斗六界達嘉,彰,為南北咽喉,當時盜匪出沒靡定,強劫頻聞,姚鴻 仿照江蘇「一文緣」辦法,勸民眾每日捐錢「一文」,存殷實業戶處,充為補盜之需,實施清庄聯團,以一保或二保為管區,以四'庄或五庄為一甲,公約條議,各要地均設有守監望,若發現盜賊,鳴鑼為信號,鄰境順次應之,以便發揮守望相助保家保鄰的力量,並規定擒獲盜匪現行犯,賞錢六千文,若補盜而不幸傷亡,也有撫恤規定先賢倪贊元著的「雲林采訪冊」(光緒二十年任本縣儒學訓導,在職半年而已)中,記載姚鴻謂 : 「居官廉名,安良除暴,嘗慮差役過多,藉端勒索,為之裁派差名,減輕差費,凡有益於地方之事,莫不認真整頓,以期成效,若夫倡修廟宇,捐建廟橋粱善事,猶其餘事,士民愛之,奉公祿位於受天宮,更置田租十八石,遞年演戲恭祝,俾垂不朽。

  受天宮舊址在縣城北, 前後兩楹。前祀開台聖母六尊,後祀子,佛祖及姚鴻祿位,日本人唯恐該廟香火鼎盛而存民族意識,在民國二十七年,找藉口予以無情的拆毀,姚公祿位神牌以及石刻祿位捐典香田記事俾,均遭劫而下落不名,現廟址在林頭里,是民國六十五年由地方紳士捐資覓地重建。

  姚公堂妹姚莉,是嘉義縣斗六門分縣第二十一任縣丞,為官亦有循聲,在職三年(光緒六年至九年),頗獲民眾敬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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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拒日寇佔領,斗六血戰三天
光緒二十年,中日甲午戰爭,滿清戰敗辱定馬關條約,割讓台灣,島民不服,立志「永清」(年號),組「台灣民族國抗拒日寇武力佔領。光緒二十一年(公元一八九五年)五月,日寇在基隆三貂灣的澳底強行登陸,揮軍南下,抗日義軍節節扺抗,至九月出,先鋒對寇軍入侵雲林,於斗南地區,痛遭抗日義軍伏擊,圍 殲,追逐,重創後退回彰化喘息,整補了三星期之後,繼續南侵,施行其「燒,殺,強」的三光政策,暴力佔領。

  九月二十九日,日寇湊合一萬餘名,配合騎兵砲兵,浩浩蕩蕩兵分三路,直撲雲林,斗六門保衛戰,從十月五日至七日,歷時三天血戰,戰況至為壯烈。

  依據日寇自行邊修的「斗六鎮定史」檔案中,有一段形容斗六門劇烈戰況的描述 :

  「激戰導至傷亡慘重,衛生隊在槍林彈雨中開設第二救護站,地點在北門附近的「受天宮」中,正在急救作戰受傷官兵時,突然闖進一位五十多歲的義民和十三歲的持槍少年,正欲舉槍肇事,所幸及時發現,經救護站人員和警戒士兵協力奮勇補斬,否則後果不堪設想,由此可察知此間居民,不論老少,那種「不共戴天」的仇我心態,今日進軍如此險惡艱辛,遭受義軍視死如歸的頑強抵抗,絕非偶然。」

  這就是薪火相傳的民族正氣,在這次戰役中,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報國行動,不勝枚舉,尤其是台灣民族國副將楊洪泗,分統朱乃昌等,率福字鎮海軍捷克式砲隊,身先士卒,勇於捐軀,激發出抗日殺敵的高昂士氣,義軍在斗六浴血奮戰,最後因彈盡不支而被迫撤退時,代理知縣李品三,猶力戰死拼不肯退,結果被部屬強掖而拖離戰場。

  三天血戰中,斗六門的義軍領導者有簡精華,張呂赤,陳文晃等人,斗六撤退後,在古坑山區,繼續抗日活動。

  據傳,清軍統領王得標等清兵潰脫險後,化裝農民,由簡義(精華)派人護送回台南,並各贈旅費百元,可見先民之忠貞和俠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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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資料出處為雲林縣政府發行的雲林文獻第四十一輯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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